北京股票配资公司别的战犯不服呀！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

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《纵横》杂志1999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《1975：特赦战犯申请去台受阻记》（本文黑体字，除特别注明外，均出自此文），看了这篇文章，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要去美国：他继续留在香港，就可能要被原先的“同僚”干掉了。

1975年3月19日，在各地管理所学习改造的战犯全部特赦，绝大多数特赦战犯都留在北京或回到本省当了文史专员、政协委员和参事室参事，只有十个人要去台湾，他们就是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、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、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、军统少将专员段克文、保密局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、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、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、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、青年军二零四师四一二团上校团长张海商、一五零师上校团长杨南邨。

这十个人，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周养浩了，无论是看沈醉回忆录，还是看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，都能发现这是一个很不好改造的角色，连与周养浩并称“军统三剑客”的沈醉，也差点死在周养浩的板凳之下。

周养浩在重庆白公馆关押期间，因怀疑沈醉写材料揭发他的罪行，而趁着沈醉旁观宋希濂与钟彬下棋入神之际，抡起板凳砸向沈醉脑袋，幸亏宋希濂手疾眼快挡了一下并夺下板凳，要不然他们就都没有机会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了——“军统三剑客”都是1956年高级战犯（文官厅长以上，武官少将以上）大集中的时候才进的北京，具体时间沈醉在回忆录中有详细介绍。

沈醉因为学习改造态度积极良好，所以跟另一个军统少将出身的董益三（曾任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，被俘时任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）都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，而周养浩和其他大多数军统、中统、二厅特务，都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。

1975年的特赦属于“普赦”，前六批特赦战犯有两个必要条件，一个是学习已满十年，一个是确已改恶从善，第一个条件熬年头就能达到，但是不是积极改造洗心革面，那就得由管理所和“同学（战犯互称）”来评定了。比如黄维在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就承认：“第一批特赦时，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，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，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，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，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，不同意特赦我，如果特赦我的话，别的战犯不服呀！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，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。”

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只能说一般，再加上他在军统作恶太多，太早出去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，其他“同学”也肯定不答应，所以直到1975年，才跟当过军统中将的文强（文强确实是军统中将之一，这是有史料为证的）的文强和比较倔强的黄维一同走出去。

文强和黄维的态度都很坚决：既不出国，也不去台湾，就留在大陆。

黄维回忆：“我被特赦出来之后，面临着一个去向问题。我是江西贵溪人，离开家乡几十年了，一直没有机会回去。于是我就提出请求，让我回江西老家去安度晚年。可是政府没有批准，要我留在北京，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北京是祖国的首都，全国政治、文化的中心。能留在北京，晚年还能够为国家、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当然很高兴。不久，我就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，工资每月二百元。（黄维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）”

文强的态度也很坚决：“特赦后，让我填个表格。我拿起笔就填，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，留在大陆我们欢迎，去台湾我们欢送，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，如果有困难，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。我马上拿起笔填：第一我不出国，第二我不到台湾，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，我非常高兴这件事。（文强《口述自传》）”

事实证明，文强、黄维、沈醉的选择都是极为明智的，他们都当了享受厅局级待遇的文史专员、全国政协委员，文强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，级别就更高了——那是他们在蒋氏集团绝不可能达到的高度。

周养浩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选择去跟“老同事”文强、沈醉、董益三继续做同事，反而跟另外九人一起，要求去台湾投奔老蒋——他们特赦的时候老蒋虽然还活着，但已经病入膏肓（同年4月5日离世），权利已经落到了对军统特务没啥好印象的小蒋手里。

周养浩等人来到香港，老蒋已经不在人世他们，他们4月13日上午离京，4月14日下午1时入港，所以并没有机会参加老蒋的葬礼，却吃了一碗闭门羹——台北发布的消息和命令有很多不好的字眼，这里就不引述了。

台北的态度，不但让周养浩从头凉到脚，留在大陆的特赦人员也十分愤怒，郑洞国杜聿明等人公开在报纸电台发表讲话，还有人给小蒋写信，要求他接收这十个有大量家属在台的特赦人员。

我们仅以徐远举和陈士章、王秉钺为例，就能看出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台湾了：“王秉钺，71岁，有母、妻和四子女在台；周养浩，69岁，有七名子女及妻子在台；陈士章，74岁，妻段曼晴及一女三子在台。”

周养浩有那么多孩子在台湾，思亲心切可以理解，同时他也守住了自己的底线，他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明确表示：“要我按照台湾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，那是完全违背我的良心的，我不能向待我好的人咬一口。”

当时法国跟我们比较友好，这要是别的国际媒体，周养浩的话可能就发不出来了，也正是因为这番话，彻底断绝了他的去台之路。

周养浩毕竟是经验丰富的特务出身，所以在台当局让他们离开所住酒店“个别审查”的时候，他与另外七人坚决不走，只有王秉钺、张铁石跟着特务们走了。

等周养浩再次见到特务“陪同”的王秉钺、张铁石的时候，发现这两人“都低着头，相见不肯说话”。

6月3日，被台当局“港九救济总会”带走的张铁石“自杀”了，赵一雪回忆：“我们闻此噩耗，万分震惊，对张铁石的惨死，每人都十分悲伤。6月6日上午，由我、蔡省三、段克文三人，邀中国旅行社负责人会同油麻地警署警官，到九龙公众殓房办理认张铁石尸体手续。当我们走进停尸房时，看见停在殓房右侧窗边的尸体，确系张铁石。只见他两眼突出，舌头伸出，颈部发肿，其中间有绳子勒的凹痕一圈，形况凄惨。”

赵一雪是职业军官，段克文可是“资深特务”，即使没当过特务，读者诸君也会从“绳子勒的凹痕一圈”中发现反常之处，文强得知此情后直接撰文揭发：“徐亨（富都酒店老板）何许人也？他是一名国民党老特务，我就是他参加特务组织的介绍人之一……徐亨既是如此老特务出身，他所干的勾当，也就一目了然矣！”

这十名特赦人员刚到香港时，香港中旅社安排王秉钺、陈士章、蔡省三、周养浩、段克文五人住尖沙嘴弥敦道帝国酒店，王云沛、张铁石、杨南邨、张海商、赵一雪五人住加拿劳道兰宫酒店，张铁石被带到军统老特务徐亨开的富都酒店，然后就脖子上一圈勒痕“自杀”了，连文强都能看出是蒋系特务下的手，深谙此道的周养浩自然更加门儿清。

张铁石“自杀”后，滞留香港的特赦人员经常接到蒋系人员的恐吓电话，甚至半夜到酒店砸他们的房门，命令他们违心发言，周养浩为人一向执拗，坚决不肯从命：“我不能违背事实，昧着良心说话。”